他是暨大历史的见证者——读《暨南园,我生命之舟徘徊的港湾》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陈贤庆

 

旅居香港的文友张穗强先生近日写了一篇文章《暨南园,我生命之舟徘徊的港湾》,发给我阅读,我拜读后颇有感慨,情不自禁也吐露心声。

    上世纪60年代,我在广东省华侨中学读书,1965年,学校迁到东郊的瘦狗岭下,离石牌的暨南大学不远,课余,我会与同学一起到石牌走走,每当经过暨大的大门时,我都会投以羡慕和期待的目光,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踏进这神圣的大门。然而,文革风暴摧毁了我的梦想,我和万千失学的青年一样,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,远赴雷州半岛农场当知青。在农场,我认识了女知青张穗芬,其后,也认识了她的隔海相望的哥哥张穗强。由于大家都有文学的爱好,很快成为文友,互有诗作文章往来。

穗强毕竟算幸运,1975年便得以招工回到广州,其后并考入中山大学。1977年初,仍在雷州半岛当知青的我回广州探亲,顺便到暨南大学拜访穗强,漫步宁静幽美的暨南园,也游览了穗强文中提到的“日湖”“月湖”。我们谈了很多。当时,穗强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,有颇多“治国方略”,与他的际遇相比,我除了羡慕嫉妒之外,就差恨了。回农场后,给穗强寄去七律诗一首:“浪迹江南兴未消,暨南拜访不辞劳。雄谈我羡君宏愿,落难君怜我浅潮。沧海梦魂追往事,襟怀热血待明朝。谪仙幸有才情在,大治之年试比高。”诗中还故作自信高调,毕竟当时“四人帮”已经倒台,我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
在其后的30年,穗强和我都走过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之路,穗强大学毕业后,在中大,后在暨大当教师,后又移居香港,担任商会干事、财经记者、报刊专栏作家等。我亦当上了高中语文教师,辗转湖北再回到广东,直到2008年5月退休。30年间,我们断了联系。就在那一年,我们又联系上了。6月的某天,我们相约在暨南园见面。再次漫步在暨大优美而又略显热闹的校园,尤其是“日湖”和“月湖”,许多青年学生穿着时尚,在湖畔读书、谈心,无忧无虑,真是感慨万千。我们在一间教室饭堂吃了个午饭。就餐期间,谈到退休后的“事业”,穗强约我一起研究“中国知青问题”。我除了写了若干篇有关知青生活的回忆录,出版了一部纪实小说外,没有什么成绩。穗强则不然,其后,尤其是他退休后,他真的全身心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,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建立起广泛的联系。他还将我写于1976年的一首长篇抒情诗〈南燕北鹰〉以及诗中所反映的故事向外推介。现在,穗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“知青问题研究学者”。

上述文字,主要写到我与穗强以及与暨南园有关的内容。而暨南园数十年的变迁,穗强兄是见证者。他童年、少年时代生活在暨南园,参与了暨南园师生们自力更生挖掘人工湖的劳动;又亲眼目睹了暨南园如何经历了文革的动乱惨遭破坏。尤其令我感动的,是他在暨大任教时,他的工作态度热情、认真、严谨;当1989年“学潮”时,许多港澳学生回港澳躲避,他十分焦急……他之所以有如此的表现,原因很简单,他“想起知青年代自己的苦澀大學夢,我狠下決心定要站好暨大講臺,教好善待我的學生。”也正因为他深刻体会到求学的艰难,知道知识的重要,所以,他才有这种敬业乐业、为他人所急的精神。

人的生命之舟,总会有看不到前进目标而徘徊,甚至遇到风浪而摇摆不定的时候,这时,前方隐约能看到港湾,这是多么幸运的事!暨南园,就是一个这样的港湾,她是一个能让张穗强以及如他一样的万千游子,每遇困惑时,心灵可得到休憩的地方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年12月9日

(此文刊登于2015年2月25日澳门的《讯报》)

附:张穗强文章

  暨南園,我生命之舟徘徊的港灣

(香港)張 穗 強

暨南大學位于廣州東郊的石牌地區,是一所歷史悠久,在海內外頗有影響的華僑大學,該校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廣州復辦后,因父母長期任教暨大,我的童年、青年、中年都在校園度過,這里成了我的第一故鄉,與我結下不解之緣。半個多世紀來,伴隨著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,暨南園與華夏脈搏一起激蕩,我的人生也隨之風雨不斷,歷盡滄桑,度過一段段難忘歲月,留下一個個難忘故事。今天,花甲之年的我經常從香港回到暨大居所,探親度假之余總在校園流連往返,回眸往事,感慨人生。青山依舊在,幾度夕陽紅,啊,暨南園,你帶給我多少歡樂喜悅,多少憂郁哀傷,你是我生命的搖籃,是我一生最難忘的地方。

一、參加建湖勞動   留下歲月追憶

1958年暨大在廣州復辦后不久,父母雙雙調入經濟系任教,舉家入住教師宿舍,我入讀暨大附小,開始校園生活。那時正值國內經濟困難,學校各方面條件很差,教師的生活水平也很低,我和附小同學都經歷過赤腳上學,課余種植,家中養殖的校園童年。1959年,暨大決定在中區挖塘造湖,一來改觀校園面貌,二來養魚改善生活,號召全校師生員工義務勞動。那時身兼暨大校長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,親率校、系、處室各級領導參加挖湖,我和附小高年級的同學也在老師帶領下參加過幾次,一次還在工地上與父母及經濟系師生相遇,母親再三叮囑我勞動時要注意安全。那場不分領導群眾,不分教師學生,不分大人小孩的暨大建湖大會戰,在我幼小心靈中留下深刻記憶。

建湖工程完成后,以校園中區主干道分隔成“日湖”、“月湖”兩大湖塊,合稱“明湖”。挖出來的塘泥堆積成湖心島,島上建古色涼亭,建小橋與湖岸相連,湖水古亭輝映,湖岸楊柳低垂,湖面小艇游弋,成為暨大校園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,更是師生家屬及校外人士常來觀賞之地。當時暨大設有水產系,“明湖”還成為水產科研基地,經常捕撈大批鮮魚活蝦運送食堂加菜,成為校園的又一盛事。如今每次我回到暨大,都會漫步“明湖”之濱,湖岸靜坐,望亭觀柳,尋找足跡,思緒萬千。那時人與人之間關系那樣的淳樸,干群關系、師生關系、家庭關系那樣的可愛,憶夕思今,唏噓之情每每泛起,難以散去。

二、惶恐文革歲月  難忘干校探親

    1962年我小學畢業,同年考入華師附中。該校與暨大校門相對,近在咫尺,多年來我都沒在華附住校,每日朝離晚歸,目睹暨大一天天變化。1966年發生文化革命,暨大作為華僑大學受到史無前例的沖擊,經濟系紅衛兵來到我家“破四舊”,父親成為“殘渣余孽”、“反動權威”遭到關押,母親因出身地主家庭被收繳全部首飾,剛剛步入青年時代的我開始對暨大感到惶恐。記得一天深夜,暨大廣播站突然傳出劇響把我吵醒,原來學生造反派宣布奪了校黨委大權,接管了各系、各處室包括廣播站,接著口號聲、鞭炮聲、喊叫聲鋪天蓋地,弟妹們嚇得都跑到母親房中。次年校園兩派發生武斗,校外武裝人員進駐暨大,母親帶著我們兄妹搬到校外,寄居親戚家中。1968年軍宣、工宣開進暨大,所有教師干部被趕到粵北英德茶場的“五七干校”。同年底我要上山下鄉,家中只有弟妹幫忙收拾行裝,我還要到市內打長途電話與粵北的父母告別。

我在海南當知青7年只探過3次親,1971年我第一次探親時父母仍在粵北干校,我要跑到英德茶場去探親團聚。英德茶場原是一個監獄勞改農場,文革時變成刑滿人員就業、知青下鄉和干部下放的地方。看到父母和教授學者們住在簡陋的工棚里,進食粗糙的飯菜,與當地知青進行同樣繁重的勞動,晚上還要開會學習,“接受再教育”,我的心全破碎了。離別時父母送我上車,看見“暨南大學五七干校”大紅匾下父母漸消失的身影,我對暨大的情感跌入深淵。那次我從海南農場來粵北暨大干校的探親,在我的知青生涯中留下極其痛苦的記憶。

三、面對學潮風波  善待暨南學子

文革后大學陸續復辦,由于暨大建制已被撤銷,校園被軍隊院校占據,復出的父母調入中山大學任教。1975年我從海南招工回穗,后來考入中山大學,畢業后留校任教,全家得以在中大團聚。1978年暨南大學在原址重新復辦,父母返回暨大任教,父親成為學科帶頭人和民主黨派負責人,當了系主任。為落實老知識分子政策,方便照顧年邁體弱的父親,1988年組織上把我從中山大學港澳所調入暨大港澳所,同年我在經濟學院開講《香港經濟》課程。那年暨大推行學分制,學生可以跨院系修讀并累積學分,報讀該科的非經濟類學生很多,尤以港澳生為最,每周排課很滿,大班多達120人,要在梯級大教室上課。面對開講新課和學生眾多的壓力,想起知青年代自己的苦澀大學夢,我狠下決心定要站好暨大講臺,教好善待我的學生 

1989年內地發生“六四”風波,廣州高校學生大批走上街頭,港澳生聚集的暨大學生率先發起罷課,突如其來的局勢變化又使我彷徨起來。望著課堂上日益減少的學生,從文革、知青歲月走過來的我一次又一次在課堂含淚苦勸,懇求同學們珍惜寶貴學業,不要罷課上街。無奈時局不饒,學潮難阻,大班上課的學生最后只剩7人,但我仍然堅持下來,未停授一課。“六四”事件后,當局打壓高校,校方勒令參加罷課的學生都要寫檢查,違反者不準上課和考試,嚴令課程主講教師執行。當時的局勢令暨大港澳生十分害怕,大都跑回香港、澳門不敢回穗。眼看學年考試在即,課程進入總復習,自己內心十分著急。我懇求各班的國內生動員港澳同學回校,承諾會盡力協助他們度過難關,讓大家都能參加復習考試,拿到該科學分。面對參差不齊回校的港澳生,我僻出課后時間為他們分批補習,讓大多數同學得以考試過關,事后有領導指責我“喪失立場”,坊間還傳來“為學生放水”的非議。

 

1990年我獲批單程到香港定居,與居港多年的妻兒團聚,隨即加入香港媒體,任職《大公報》財經記者,并在多家報刊撰寫專欄。記得一次參加新聞界的新春酒會,香港有線電視主播顧慧敏小姐到我面前,問我認不認識她,我一時納悶,靚女新聞主播,電視熒屏常見,僅此而已。此時她深情對我說:“張老師,我是暨大新聞系86級的學生,你上過我的課,專門幫我們補過習啊”,我聽后竟一時講不出話。幾天后,顧慧敏和一批暨大新聞系畢業的香港同學在一家酒樓請我吃飯,面對一張張當年課堂上的熟悉臉龐,我的眼框又一次充滿淚花,看見當年教過的學生今天與我成為香港新聞業的共事同仁,我深感世界怎么會這么小,暨大突然又變得那麼的溫馨親切,自己仿佛又回到久違的校園。

今天,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暨大,腳步會特別沉重,思緒會更加復雜,今日的校園雖已高廈林立,但歲月的風云仍在我心中纏繞。我常會想起陶鑄書記和暨大各位老領導,想起父母和他們身邊的暨大前輩,想起顧慧敏和我教過的暨大學生,他們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在我面前出現,讓我看到歲月的無情與溫馨。啊,暨南園,我的生命小舟從你身邊駛出,今天又駛回你的身旁,我與你深情守望,總在你身邊徘徊,你是我生命小舟永遠停靠的港灣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 

2014年12月7日  于香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