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说“阕”

       陈贤庆

3月21日《中山日报》发表了雷克昌先生的《说“阕”》一文。文中对笔者就词中“阕”的理解表达了商榷的看法。笔者与雷先生有数面之缘，知他是一位勤于笔耕的老者，很值得尊重。本着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、繁荣中山文艺批评的目的，笔者也以此篇《也说“阕”》作回应。

雷文中论述“阕”的涵义，都是没有错的。但是，恐怕也忽略了一点，语言是不断演变的，当某一词语到了约定俗成的时候，它就会发生演变，或增加了内涵，或改变了原意。“阕”最早的意义，是“乐终”，即乐曲的终结。唐宋词最早都是用以配乐演唱的，所以，乐曲“阕”了，唱词亦“阕”。分成上下两片（段）的词，实际也是配合上下两段乐曲而安排的。上下曲之间，肯定有“过门”之类，唱者奏者均可暂作休息。所以，上片的终结称为“上阕”，下片的终结称为“下阕”，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这就如同足球比赛，不一定要踢完90分钟才叫“结束”，45分钟也可叫“结束”，是“上半场结束”。“阕”本来是“乐终”的意思，本来和“词”并非同一概念，但宋人渐渐也以“阕”代“词”。这时，你就不能说用错了。“阕”的这种演变，雷先生也是知道的。

笔者随意翻出《实用诗词曲格律词典》（李新魁编著），此典对“阕”的解释如下：“古人称一首词为一阕。阕是‘乐终’的意思。一首词如果由两片（段）构成，其上片也可以称为‘上阕’，下片称为‘下阕’。后来径直把词也叫做阕，用阕代词。”我以为，是概括得很简练而到位的。雷先生指出：“把词的上下两部分混为‘阕’，今人多误用，……比比皆然”；能不误用“阕”者，“毕竟是凤毛麟角了”。雷先生的这种感慨，恰恰说明了，“阕”的用法早已扩展，早已约定俗成，进入各类辞典矣。

“阕”从全曲的终结扩展到词的上片和下片的终结，这其实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事。顺便举两例，说说词语颠倒是非的演变。成语“差强人意”（亦作“强差人意”）的意思是“比较好，尚令人满意”的意思，今人文化不高，不知“差”字的多义，认为肯定“不好”，于是，“差强人意”便活生地被今人弄成反面！“空穴来风”，本是“事出有因”的意思，今人理解能力低，望文生义，见一“空”字，即理解为“空虚，无中生有”。上述两词的误用，遍及报刊广播影视，体现了今人传统文化的欠缺，恐怕不久，这两词的涵义也被迫要在词典中作修改了。

雷克昌先生姓“雷”，有幸活到互联网的时代。今天，你大声说“我是老雷”，恐怕会让广大网民敬畏有加呢。说笑了。

        附：说“阕”——与陈贤庆先生商榷

贵报2009年2月 15 日发表了陈贤庆先生的大作 《谈谈毛泽东< 蝶恋花·答李淑一>词》，文中谈到毛泽东这首《蝶恋花》词，居然上下片不同韵，有违词牌押仄声韵，且一韵到底的规律。说实话，对毛泽东这首词牌的犯忌，笔者早有存疑，因不在《我与李淑一的书信往来》一文的论述范畴，就避而不谈了。陈贤庆先生的评议中肯， 颇有见地，读后令人耳目一新。然陈贤庆先生在谈到 《蝶恋花》这一词牌时称 ： “词为双调六十字，上下阕均押四仄韵，一韵到底， 曲调流畅柔婉， 沉郁低回。”又云： “毛泽东这首词，下阕的后三韵脚居然转用另韵， 这就严重犯规了！”显然，陈贤庆先生在这里将一首词的上下两个部分，说成了上下阕。对此，笔者不敢苟同。

词，又叫诗余，源于唐而盛于宋，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。词在宋代是入乐的，当时的词相当于今天的歌词，词牌应该是配谱演唱的词谱，作词不过是依谱填词罢了，故宋人有《白香词谱》行世。一些著名词人如周邦彦、姜夔等都是音乐家，不但会依谱填词，还会自己写词，自己作曲，即所谓 “自度曲”。周邦彦的词集叫 《乐府长短句》，姜夔的词集叫 《白石道人歌曲》，都表明了词与音乐的关系。
    词无论小令、中调和长调，每首都称一阕。古代称音乐终止为 “阕”，就是说，把配了乐谱的词演唱一遍，叫做一“阕”。后人沿袭此义，就称词一首为一阕 。 《辞海》对 “阕” 字的解释为：“乐终 。 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 ‘乐三阕，然后出迎牲。’孔颖达疏 ： ‘阕，止也；奏乐三遍；止，乃迎牲入杀之’，因谓一曲为一阕 。 《吕氏春秋·古乐 》： ‘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阕。’又词一首也叫一阕。”据此，把一首词的上下两部分称为上阕和下阕，显然是错误的。

从北宋到清末，都称词一首为一阕，除极个别人混用外，几乎没有例外。北宋苏轼的《东坡乐府·如梦令》序云：“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浴泗州雍熙塔下，戏作《如梦令》两阕 。” 《如梦令》为小令，苏东坡所说的 “两阕”就是两首。
    朱彝尊 《词综发凡》云 ： “世人言词，必称北宋。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，至宋季而始极其变。姜尧章氏最为杰出，惜乎《白石乐府》五卷，今仅存二十余阕也。”所谓姜夔的 《白石乐府 》 “仅存二十余阕”，就是只留下二十来首。朱彝尊是清初人。他的话说明从宋朝到清朝都称词一首为一阕。
    清朝刘熙载的 《艺概》说到 “阕”的地方更多。他说： “张志和 《渔歌子》‘西塞山前白鹭飞’一阕，风流千古。”又云 ： “刘改之词，狂逸之中自饶俊致。虽沉着不及稼轩，足以自成一家。其有意效稼轩体者，如《沁园春 》 ‘丰酒彘肩’等阕，又当别论。”所谓 “一阕”就是一首；所谓 “等阕”就是多首。
    北宋林和靖的 《点绛唇》云 ： “又是离愁，一阕长亭暮”。按 《点绛唇》分上下两个部分，只称 “一阕”，不说上下两阕，尤可证明把词的上下两部分说成上阕和下阕是错误的。王国维的 《人间词话》还特别指出 ： “人知和靖 （林逋的谥号 ） 《点绛唇》、胜俞 （梅尧臣字圣俞 ） 《苏幕遮》、永叔 （欧阳修字永叔）《少年游》三阕为咏春草绝调。”更可见词一首为一 “阕”。
    总之，从北宋到清末的著名词人和文艺评论家，都公认词一首为一阕。因此，分析毛泽东的词也好，评析古人的词也罢，都不应说 《蝶恋花》、 《踏莎行》等词分上下两阕，如果要用 “阕”字，就说上半阕或下半阕，如果不用“阕”字，遇到中调的词，上一部分可以称为 “上片 ”， 下一部分称为 “下片”。

把词的上下两部分混为 “阕”，今人多误用，不独陈先生一家而然。如傅德岷、卢晋主编的 《唐诗宋词鉴赏辞典》 （崇文书局出版）一书，以及各报章杂志刊发的词作赏析之类的文章，比比皆然，指不胜屈。当然也有好的，譬如周汝昌先生的 《千秋一寸心 》 （中华书局出版），在讲解宋词时，就把一首词说成上片下片或上半首下半首；何其芳先生的《读毛主席词<长沙>和<黄鹤楼>》，在分析 《沁园春·长沙》和 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两首词时，就不说 “全词分上下两阕”，而是说词的 “前半部分”和 “后半部分”。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