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青下乡的回忆与评价

张 穗 强 

  近年笔者参加内地的各类知青研讨会多了,深感进入花甲之年的知青们仍对上山下乡这段岁月刻骨铭心,但大家表现出来的感受却很不同。有的人对它念念不忘,一直以此激励自己的人生;有的人对它痛心疾首,不断地进行鞭挞和声讨。在知青研究和知青文学的层面,这两种倾向也很明显。知青学术论文上述两类评价都存在,知青文学作品则以后者居多。于是我就想,为甚么知青群体对自己这亲身经历的上山下乡历史会有不同的回忆,不同的评价呢?我们应该怎样客观地、真实地对自己走过的这段足迹负责呢?

一、两类意见的现况与反思

    内地一些省份据说因为上述两类不同意见的缘故,知青群体分成“青春无悔派”和“不堪回首派”,两派严重对立,势如水火。知青学术研究方面,也大致形成“肯定派”和“否定派”,在相同史料的前提下,“肯定派”强调它的“客观性”、“安置性”、“进步性”,指出上山下乡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地位,应该对一代知青当年的奉献精神予以肯定。“否定派”强调它的“政治性”、“迫害性”、“悲剧性”,指出上山下乡是政治运动和理想主义的产物,应予彻底否定。在知青文学方面,因它属创作范围,受“批判现实主义”文学理论和相关美学思想的影响,知青作品的主题以批判性居多,主人公也多为悲剧人物。近年笔者写过一些有关知青问题的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,公开发表后,同样引发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反响。

    为此,笔者进行了反思,也请教了一些文化界前辈。凡对历史性的重大事件,都存在“回忆”、“评价”两个思想范畴。两者之间既密切联系,又不尽相同。“回忆”属于感性层面,评价属于理性层面。“回忆”受个人或地域特定环境的影响较大,它会以此来支配相应的“评价”;而“评价”则受史料、理论的作用较大,它也会因此来影响到“回忆”。笔者作为1968年上山下乡的一名知青,同样经历过磋跎岁月和回城拼博的洗礼,很理解知青群体中为甚么会出现“青春无悔派”;笔者这些年一直致力知青问题的研究,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和珍贵史料,完全同意应该从理论上彻定否定上山下乡运动。故笔者认为,要完全抛开个人在知青生涯中的感受和损益,完全从历史、政治及对社会发展进程影响的立场出发,才能对上山下乡作出客观评价。

二、回忆、评价的层次不同

    这些年由于大部份知青朋友们都加入退休之列,怀旧之心日重,多会自然而然回首往事,上山下乡便成为回忆首选。大量的旧地重游,岁月展览,情怀表演越来越多,此乃情理之中,也是“夕阳乐”的一种表现。有知青把这些怀旧性的活动统统划入“不堪回首”之列而抵制,笔者并不认同。但主办单位安排这类知青怀旧性活动时,对当年上山下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事,就要谨慎处理,过份渲染恐会伤害部份知青的感情。近年来,内地一些省市的知青热衷于“红歌运动”,就有一部份知青就对此很反感。2011年11月,笔者到武汉参加长三角知青研讨文化活动时,一些省市来的知青代表穿戴和表现相当出位,就惹来不少与会者的反感。很明显,这就因为涉及到大家对上山下乡不同的看法与评价。

    这些年内地的知青学术研究十分活跃,不少学术专著和回忆录书籍陆续问世,令人们对上山下乡这段岁月有了更全面,深入的思考。学术专著以史学研究为主,评价侧重于批判否定。回忆录以个人性、区域性内容为主,注重知青精神的提练,还常常把它与一代知青的民族性,奉献性、责任性相连。上述两者其实并不对立,只是角度和层面不同而已。但笔者认为,“回忆”与“评价”两者相比,“评价”的层次应该高一些。对磋跎岁月的回忆不排除会有正面效应,但对它的整体评价则应予彻底否定。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,属于“十年文革”一部份,彻底否定文革就意味否定了上山下乡。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虽与1968年的知青运动有所不同,但同样是当时“左”的特定政治环境使然,与1968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并没有本质不同,只是程度和影响的差别而已。

三、上山下乡与文化革命

    近年来,山西省昔阳县和大寨的经济都发展得不错,已成为国内一大旅游热点。故此,热心的大寨当家人曾举办了多次“大寨知青文化节”活动,邀请了世界各地知青代表欢聚大寨,回顾那段“峥嵘岁月”和“大寨精神”,此举应说是一件好事,但据说每次活动时都有知青代表“闹争执”,“不愉快”。昔阳县政府近年致力拓展“红色旅游”,在老县城打造了“红色一条街”,街内出现不少“伟人手迹”、“三面红旗”、“红色标语”、“诗词语录”等装饰性建筑。漫步昔阳县城老街,仿佛时光倒流,回到文革时代。据说一些游客来此后颇为赞赏,甚感“回味”和“慨叹”;与此同时,也有一些游客破口大骂,质问县政府究竟是为“十年浩劫”召魂?还是要重现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?更号召人们“清除极左余毒”、“防止文革翻案”,吓得当局不知所措。

   文化革命早己定性,它是民族灾难,历史悲剧,今天相信不会有人否认。昔阳县刻意打造这些“文革记忆”,可以肯定不会是为文革翻案,相信是出于推广“红色旅游”,召揽游客之需。而内心深处,也不排除他们重现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景象,是留恋当年昔阳县、大寨大队稳坐全国政治激流中心地位的情思。但由于文革是历史已经完全否定的东西,把“文革记忆”纳入“红色旅游”之中,显然是不合适的,也难怪有游客会反感,认为当局是为文革“招魂”。上山下乡与文化革命有点不同,它并未象文革那样有清晰的历史结论,社会上有不同意见并不奇怪,需要人们继续去研究和探讨。故此,如何评价上山下乡是一个大题目,也许我们这一代知青群体消失了,仍未有最终结论。但历史的定论往往是由后人来完成的,越长的时间,结论就会越清晰。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,辛亥革命,以及诸多近代史的代表人物,史学界不是今天还在研究,还在争论吗?从这点出发,我很赞成华东师大历史系朱政惠教授提倡建立“知青学”的建议,上山下乡和知青问题确实应该成为一个学科来研究,它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事件,未来是需要几代人不断探索,不断研究下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