极具“风流天性”的诗人

 

陈贤庆

 

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,各地都有纪念活动。纪念孙中山,诗词界不甘落后,也不应落后,孙中山虽没有一顶“诗人”的桂冠,但人们至少也知道,孙中山是位能诗之人,最近再拜读他的诗论及其诗词联作品,又有新的感悟。

孙中山少年时在家乡接受过中国儒家文化的教育,但是,他接受更多的,是在夏威夷,在香港所接受的西方的教育;他生活中的许多时间,是在外国,如东洋、西洋、南洋;他爱穿洋服,善说洋话,是个“要把乾坤扭转来”的叛逆者,按理说,在诗歌方面,孙中山比较容易理解和喜欢的,应是拜伦、雪莱,或者惠特曼、泰戈尔等,然而不,孙中山推崇的,恰是中国数千年的古典诗词。

1918年,孙中山在广州曾与胡汉民、朱执信论诗。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推崇备至,他说:中国诗之美,逾越各国,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,有一韵数句,可演为彼方数千百言而不尽者。孙中山认为,中国古典诗词,是世界最优秀的,他最推崇的,是中国古典诗词的“精炼”,一韵数句即可抵得上外国数千百言。的确,这“精炼”,妙在妙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行数不在多,但它又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,最能考验作者炼字,选词,造句,用典等的工夫。

对于古典诗词格律,孙中山亦不乏见解,他说:或以格律为束缚,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。至于涂饰无意味,自非好诗。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绝唱,谓妙手偶得则可,惟决非寻常人能道也。从这段话可知,勇于反封建的孙中山,并非盲目地厚今薄古,他深知古典诗词格律之妙,对于未入门者是束缚,但对于能者来说,“益见工巧”,愈出精彩。孙中山反对信笔涂鸦,随意挥洒,他认为写诗是要下一番苦功的。

五四之前,新文化运动兴起,有些人提倡并写作白话诗,孙中山是不以为然的,他说:今倡为至粗率浅俚之诗,不复求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,或者人人能诗,而中国已无诗矣。这事应该这么看,新体诗初兴,难免“粗率浅俚”,一般儒雅之士是很难接受的,新体诗作为新时代的产物,有它蓬勃的生命力,但是,如果硬要以新体诗取代“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”,那是孙中山坚决反对而又是被历史证明是愚蠢无效的做法。孙中山也告诫我们,不要指望“人人能诗”,人人能诗之日,就是中国无诗之时!这预言实在太英明,上个世纪某些年代,我们也出现过“人人能诗”的时候,“大跃进诗”“小靳庄诗”,乡间的文盲老太也成了诗人,那反而是无诗的时代。 

孙中山无意做诗人。1897年他对日本友人宫畸寅藏说:弟不能为诗,盖无风流天性也。其实,这是孙中山谦虚的话,孙中山不仅能诗,而且写得好诗。

1899年秋,孙中山所作七言绝句《咏志》:万象阴霾扫不开,红羊劫运日相催。顶天立地奇男子,要把乾坤扭转来。这首诗,后两句通俗易懂,前两句则显得古雅,尤其“红羊劫运”(谓国家遭遇祸患),属冷僻之典。这首诗,体现了孙中山古典文学根基深厚,而又能将雅俗熔于一炉。

190723日,孙中山作《挽刘道一》:半壁东南三楚雄,刘郎死去霸图空。尚余遗业艰难甚,谁与斯人慷慨同!塞上秋风悲战马,神州落日泣哀鸿。几时痛饮黄龙酒,横揽江流一奠公。 这首七律,对仗工整,感情充沛,气势恢宏,更见功底,颇具唐人之风。

190712月镇南关起义,孙中山亲临战场,向清军开炮。失利后率军退入安南(今越南),在马背上吟成了一首七绝:咸来意气不论功,魂梦忽惊征马中。漠漠东南云万叠,铁鞭叱咤厉天风。这首诗,让人想象到一位失利后骑马穿行于南国丛林的儒帅形象,其字里行间,洋溢着作者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。

孙中山的诗风并非仅得豪放,婉约亦时见。《祝童洁泉七十寿》中玉槐花照瑶觥燕,窦桂香凝彩舞衣”,足显华丽;《虞美人·为谢逸桥诗钞题词》中吉光片羽珍同璧,潇洒追秦七。好诗读到谢先生,另有一番天籁任纵横”,足显潇洒;《赠陈树人》中史臣重朱家,君乃隐于酒。时事尚纵横,雄心宁复有?足显情深……

孙中山一生还留下四五十副对联,尘事未除人自苦,江山无恙我重游(题鼎湖庙联);满堂花醉三千客,一剑霜寒四十州(题上海香山路居室)等,皆属精品。

从上述孙中山的诗论以及他的诗词联作品,足见孙中山完全可以成为大诗人,只不过,作为职业革命家,孙中山以推翻封建统治,建立共和体制为己任,其后又致力于讨袁除军阀,不可能抽出太多时间吟哦,这是他的诗词作品存世不多的主要原因。

谨以此文纪念孙中山这位“不能为诗”而又极具“风流天性”的诗人。

 

(此文刊登《中山作家》第11期、广州《诗词》报06年第24期)